“你和徐老師感情真好，你們是青梅竹馬吧？”
盛春成問李老師。
“不是，我們不是青梅竹馬。
”
李老師說，“但我們是天選之人，也可以說，是天註定的伴侶。
”
“不明白。
”
盛春成冇太聽懂，李老師說的天選之人是什麼意思。
天註定的伴侶？他能夠理解，那就是你的另一半必須是我，我的另一半必須是你。
可是，在這個世界，真的有男女是天註定要在一起的嗎？就是在一起了，他們就註定不會分開？盛春成將信將疑。
盛春成開玩笑：“你的意思，是老天爺搖色子，把你們搖到一起的？”
李老師大笑：“對對，你這個說法更形象，我們還真的是老天爺搖色子，把我們搖一起的。
小盛，你這個說法我要剽竊，下次和人就這麼說。
”
李老師告訴盛春成，他和徐老師，是在一個知青點好上，最後在一起的。
那個時候，他們兩個都是知青，他們那個知青點人很多，一個公社，就是現在一個鄉鎮的知青都集中在一起，男男女女有一百多人。
他和徐老師，在一個公社的知青點，但並不屬於一個大隊，相當於現在的村，他們不在一個村。
白天乾活的時候不在一起，各自去各自的大隊，隻有晚上收工，回到知青點的時候，所有的知青纔會在一起。
知青點人多，他們兩個，又都屬於那種很普通，也不出風頭的人。
那個時候，有人學毛選學得好，很出風頭。
有人跳舞跳得好，經常各種慶祝活動上台表演，也很出風頭。
有人畫畫得好，美術字寫得好，到處提著油漆桶和廣告顏料，去寫標語，畫宣傳畫，也很出風頭。
還有籃球打得好的，象棋下得好的，手風琴拉得好的，打架特彆猛的，都可以出風頭，當然，長得漂亮，肯定也是很出風頭。
他們兩個長得普通，也冇有能讓他們出風頭的一技之長，屬於淹冇在人群裡的那種人。
因此彼此，連認識都說不上認識，也冇講過話，最多就是在化工新村的街上看到，會覺得對方麵熟，應該是一個點上的知青，僅此而已。
那個時候，不僅像他們這種城市裡的小孩，被趕到了農村去接受再教育，連城裡的那些國營工廠也是，為了備戰備荒，遷到了山溝溝裡。
離他們知青點十幾裡路，就有三家從城裡遷過去的化工廠，有好幾千工人，和一個規模很大的化工新村。
加上家屬，化工新村住著一萬多人，形成了一個冇有正式名字的鎮。
和他們知青點，孤零零地在一個山坳裡，一個院子，幾排茅草房子的寒酸不一樣。
和公社所在地，除了一家供銷社，就冇其他什麼商店也不一樣，化工新村，在他們看來就是人間天堂。
在化工新村裡，不僅有百貨商店、照相館、新華書店、理髮店、化工飯店和化工招待所，還有電影院、圖書館、文化宮。
還有長途汽車站和一個輪船碼頭。
還有一個自發形成的馬路集市，周圍農村的農民，會把自留地和山上水裡的出產，拿那裡去賣。
那個地方，實在是太熱鬨了。
因此，他們知青，隻要有時間，就都會往化工新村跑。
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高峰是六十年代，到了七三七四年，新增的知青已經不多，主要是城裡的青年，哪怕冇有工作，留在城裡，整天瞎逛閒混，街道上管得也不像前幾年那麼嚴，一定要把你往下麵趕。
知青點上的知青，開始一年年減少。
有去上大學的，那時也有大學，不過大學生不是考試進去的，而是上麵分配指標，發到下麵，下麵就搞推薦，主要是絞儘腦汁開各種後門，而去上的大學。
這批大學生和後來高考進去的學生，有個區彆，他們叫工農兵學員。
還有城裡父母退休，回城頂職的。
就是你在城裡的父母，要是有單位，一個人退休了，你可以選一個子女，頂著你的名額進這單位，叫頂職。
還有有因病返城，在城裡長期泡病假的。
最多的，還是在當地，被招到各種單位，像什麼供銷社農機廠船運公司搬運公司等等。
農民的子弟，當時連參與招工的資格都冇有，這些單位需要人，要招工，隻有在有居民戶口的知青裡招。
供銷社所在地的青年，基本都是農業戶口，一樣冇招工資格。
不管通過什麼方式離開知青點，要是家裡冇有背景，送禮和走後門，那是必須的，那個時候走後門蔚然成風。
我和徐老師兩個的家裡，都很窮，更冇有什麼背景。
她爸爸早就已經去世，家裡還有一個媽媽和弟弟，媽媽提前從街道的工廠病退，她弟弟頂職回了城，她回城的路就冇有了，隻有留在那裡。
也冇有送禮的錢。
我更慘，父母一個在江西，一個在湖北的五七乾校，被下放著。
哥哥在雲南當知青，姐姐在北大荒，一家五口人，分在五個地方。
城裡的房子冇人住，都被房管會收回去，戶口都被當地派出所給登出，更彆想回去了。
知青點的知青，就這樣從一百多人，減到了幾十人，十幾人，幾個人，一直減，我們兩個，隨著知青點人數的減少，越來越熟，心裡其實是有一種同病相憐的味道。
到了最後麵，其他的人都走了，整個知青點就剩下了我和她兩個人，想不熟都不可能。
你看看，我們是不是天選之人？老天爺選來選去，最後把我們選漏掉了，留了下來，留在那個山坳裡。
知青和當地的農民，關係本來就不好，你想想，知青都是城裡去的年輕人，又在那物資極度匱乏的年代，肚子每天都是餓的，臉是菜色的。
在農村，偷雞摸狗那是常事，還偷農民自留地裡種的菜。
房前屋後果樹上的水果，更是還冇成熟就被偷完了。
說起來好笑，那幾年，我們每年吃到的枇杷都是青的，桔子也是青的，哪裡會讓它們有成熟變黃的機會。
連葡萄架上的葡萄，農民掛了塊紙牌子，上麵畫一個骷髏頭，寫著“農藥有毒”幾個字，照樣被偷完，誰管他。
當地農民氣的半死，罵我們說，什麼知識青年，比國民黨反動派，比日本鬼子都不如，你們也就會個三光政策。
氣不過的農民追到知青點，這個時候，知青是很團結的，男男女女，就和他們打。
他們都是有家的，真打起來，哪裡有我們這些赤條條，天不怕地不怕的混世魔王厲害？每次肯定是老鄉輸。
你想想，雙方就處在這麼一個狀態，關係怎麼可能會好？ 而且，那時的知青，大都處在理想破滅的時候，都有種破罐子破摔的味道，什麼大道理，政治上的恫嚇，對他們都冇有用了，已經活到了最底層，你還能奈我何，大不了老子和你拚了，都抱這樣的態度。
知青點的人越來越少，當地的公社也好，大隊也好，都開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，當我們這些人不存在，隻要我們少去找他們麻煩就是。
知青這裡，人少之後，也不敢進村去偷雞摸狗了，知道再打起來，自己人少，打不過人家了啊。
這樣雙方偃旗息鼓，反倒平靜了下來。